2023年10月14—15日，艺术研究新视野：2023年四川大学第四届国际宗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本次会议分为五场依次进行，每场由4到6位学者分别介绍研究成果，每位学者的演讲时间为25分钟，之后5分钟开放讨论，共计30分钟。
14日上午11时24分，第二场专题研讨开始。本场研讨聚焦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由清华大学艺术史论系教授李静杰主持。南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何志国和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文平、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肥田路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博士候选人刘泽岚、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特聘副研究员王友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清泉、大足石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培丽和余尧玉竹依次作了学术报告。
第二场主持人 李静杰
发言人 何志国
第一位：《吴晋飞天类型特征及其源流初探》
（南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何志国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文平）
14日 11:25
演讲开始，何志国首先分析了早期飞天的研究现状，认为学界对早期飞天的判断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而引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汉地最早的有纪年的佛教飞天形象——吴晋飞天。由此提出问题，吴晋飞天图像有哪些类型和特点？其来源何处？对十六国时期飞天造型有何影响？何志国首先根据姿态差异将吴晋飞天分为曲体型、平直型及奔跑型。其次，何志国指出，这三类飞天是在古印度巴尔胡特、桑奇佛塔及秣菟罗飞天的基础上加上项光简化而成。最后，何志国教授通过图像和文献的论证认为，吴晋曲体型飞天造型对十六国时期飞天影响较多，平直型和奔跑型飞天的影响次之。西晋末至十六国时期战乱导致由南向北的移民，为北方尤其是河西地区带来了部分吴晋佛像粉本，至少部分影响了西北地区早期石窟造像和北方的十六国金铜佛像。演讲的最后，何志国谈到中土最早佛教传说中的佛陀，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佛像镜中变成了飞天，这一同时期文献和实物把佛与飞天相混淆的事实，反映了印度属于同一整体的佛像和飞天，传入中土时分离为主尊与眷属关系，也显示民众和工匠对佛像的模糊认识，以及传教僧人的默许和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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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肥田路美
第二位：《成都出土的弥勒成佛像与观世音成佛像》
（早稻田大学教授 肥田路美）
14日 14:00
肥田路美的演讲从佛教史及造像史的观点出发，以几件四川地区出土的石造像为对象进行讨论。肥田路美首先通过对比考证现存茂县和成都出土的南朝造像碑的佛衣特点，结合两位活动于荆州的僧人，指出这些造像强烈地受到了江南佛教的影响。同时，在远离统治核心的地区，其样式及主题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本地特色的加入，并且融合了来自北方的要素。因此，这三种复杂力量的交织共同造就了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的造像。肥田路美谈到，这样的制作环境，对同样接受了江南样式的朝鲜半岛及日本的佛教美术来说，亦具有十分好的参考价值。
在此基础上，肥田路美根据建武二年造像记中“观世音成佛像”这一内容，结合现存文献进行了分析论证。她认为，将观世音作为佛来崇拜的信仰是比较广泛的，并且有两个系统的经典，成都商业街出土的建武二年造像是现存南朝唯一的“观世音佛”的实例。此外，肥田路美对比了万佛寺址出土的川博1号造像碑和元嘉铭石刻。她认为川博1号碑和元嘉铭石刻中的部分内容均应为观音菩萨救济诸难的内容，而川博1号碑的上部内容可能为观世音佛净土，并以川博3号造像碑作为旁证。她指出，两块碑上部的内容设计是相似的，推测两块造像碑是由当时成都同一工坊制作。并且，川博1号碑正面的双观音像也正好对应背面的观音救济众生及由于观音的誓愿而现出的净土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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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刘泽岚
第三位：《成都万佛寺故址出土所谓刘宋造像再考》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博士候选人 刘泽岚 ）
14日 14:32
成都万佛寺故址于1882年首次出土石造像，但记载此次出土事件的文献非常复杂，刘泽岚认为这些文献中存在讹误。目前传世的材料中有两件造像材料皆被认为出自万佛寺故址，其中一件是带有刘宋“元嘉廿五年”(448）纪年铭文的□熊造无量寿佛像，另一件是仅存拓片、传为刘宋“元嘉二年”(425）的碑形造像。刘泽岚首先对万佛寺出土佛像的时间线进行了整理，并全面梳理了关于1882年出土事件的多种文献和拓片题记，同时对元嘉廿五年铭造像进行了辨析，并将其与同时期的造像进行对比。刘泽岚认为，元嘉廿五年铭造像的佛身经历了较大程度的改装，其佛身主要参考了十六国金铜造像的广袖通肩佛衣样式。而胁侍菩萨则取材于金铜造像中常见的莲花手菩萨。台座双狮、供养人、浅浮雕的风格以及背光形制主要来源于北魏早期的石造像。故整个造像目前的风格主要是糅杂了多种因素而成。同时，刘泽岚结合详细的文献梳理指出，此造像于1882年出土于万佛寺故址的观点，应是源于顾复初的误判，而后被邹安明确表述，最后被柯昌泗沿用，本来与万佛寺故址并无关系。传为“元嘉二年”的碑形造像原物应的确出自万佛寺故址，但目前仅有拓片题记和部分文献言其有“元嘉”铭文，而实物铭文是否存在、是否有纪年、以及是否后刻等问题均存疑窦，因而尚不能认为该造像属刘宋时物。因此，刘泽岚认为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1882年万佛寺故址中有刘宋真品造像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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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 王友奎
第四位：《北朝大乘成佛图像与思想》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王友奎）
14日 15:00
王友奎的研究主要从佛教图像思想研究面临的问题出发，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大乘成佛图像思路的提出；二是云冈第18窟释迦成佛图像与法华经；三是北朝大乘成佛图像的形成；四是从大乘成佛角度看第6窟的图像构成。
王友奎首先对既往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将其分为从图像出发联系经典记述的讨论和以教义或流行经典为中心的两类讨论。王友奎认为，从具体造像出发结合经典的讨论结果，与从经典层面出发结合造像讨论的结果全然不同。从而，北朝佛教造像主要图像思想问题尚存诸多模棱两可甚至矛盾之处。王友奎拟跳出具体图像及流行经典的藩篱，认为北朝窟龛图像组合所据最基本的逻辑应从信仰层面来考虑，即所谓大乘成佛信仰。
其次，王友奎以云冈第18窟释迦的千佛袈裟入手，指出千佛袈裟只雕刻了上部分并非是因为未完成，而是结合了法华经中的记载，是释迦佛神格化的表现。并结合北壁、南壁中的二佛并坐像和阿育王施土等造像，指出这些组合应该有一定的意义。他还以云冈石窟第7、8窟中的造像组合为例，指出云冈石窟造像内涵可以通过大乘成佛思想进行解释。最后，王友奎从大乘成佛的角度讨论了云冈第6窟的图像构成。
发言人 李清泉
第五位：《造像与禅观——青州龙兴寺北朝佛像功用考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李清泉）
14日 15:33
李清泉采取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研究两种分析视角，以青州龙兴寺北朝佛像为对象，对其造像的功用问题进行历史考察与还原研究。李清泉首先对青州龙兴寺北朝佛像进行分期，进而从形制、结构、体量、姿态、风格特征及其残损与修复状况等方面，讨论青州龙兴寺北朝造像的可移动性、被观看和使用的方式。李清泉指出，青州龙兴寺窖藏的绝大多数北朝佛造像，既不是佛殿中的供奉对象，也不属于当时寺院僧侣和世俗佛教信众基于崇拜或为表达个人祈求、体现个人功德而捐资雕造的供养对象，而是一种观想道具。在此基础上，李清泉从造像的身体语言和造像的尊格入手，对青州龙兴寺北朝造像作为观想道具所基于的经典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此类造像作为观想道具基于的是大乘净土经典，特别是由兴起于印度笈多王朝后期的净土禅观法门制作而成，其身体语言象征着佛的亲来接引，并梳理了这种“像观”法门与相关经典在中国的传播轨迹与影响情况。最后，李清泉注意到当时日渐流行于佛教僧侣中间的禅修风气，并借助北朝晚期青州龙兴寺一带僧人禅修活动的相关记载和出土造像实物等相关证据指出，这一批佛像既是世俗信众功德象征和供养对象，也同时兼为寺僧和信徒的禅观道具。
发言人 陈培丽
第六位：《莫高窟第428窟中心柱五尊像组合研究》
（大足石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陈培丽 余尧玉竹）
14日 16:20
中心柱对中心塔柱窟整体建筑功能和图像设计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心柱上的造像则反映了整窟的核心思想。第428窟是莫高窟最大的中心塔柱窟，中心柱塔身四面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此类五尊像组合不见于莫高窟北周以前的洞窟。陈培丽首先对以往此类五尊像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如何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她先是列举了五尊像组合自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形成以后至隋以前在中国其他石窟中的雕凿情况，指出五尊像组合发端于北魏云冈，定型于北魏龙门，北周时期影响至敦煌。在此基础上，陈培丽结合中心柱窟的崇拜转变、佛手印、阿难与迦叶的组合、圣树等方面的内容，讨论了敦煌第428窟中心柱五尊像组合的意涵。她认为，莫高窟北周3个中心塔柱窟的中心柱上所塑的五尊像组合，由于主尊形象不一致，因此表现题材并不固定，所涉问题也非常复杂。第428窟中心柱四面造像的组合方式与莫高窟北周以前中心柱上的造像组合迥然有别，是中原北方石窟影响敦煌石窟的反映，其一方面作为僧侣“入塔观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涵盖了佛法普照世界、永存不灭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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