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艺坛】第8期 胡听汀：从平城时期墓葬看云冈石窟鲜卑供养人像的流行-九游会真人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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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城时期墓葬看云冈石窟鲜卑供养人像的流行

胡听汀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成都610207）

摘要：云冈石窟二期以鲜卑装束为主的供养人像是北朝佛教艺术中的特殊现象。本文从平城时期的墓葬来分析这批供养人像的背景，并由此讨论鲜卑文化在平城的流行情况和接受问题。云冈石窟二期的鲜卑供养人像属于太武帝以来平城地区制作鲜卑人像的传统。这类人像不仅见于石窟，亦在墓葬壁画、陶俑间流行，其制作受到了北魏皇室的佛教造像工程的影响。这类人像在平城地区的流行既反映了当地鲜卑文化的浓厚，亦显示了北朝不同族属民众对鲜卑文化的接受和认同。

关键词：供养人鲜卑族北朝墓葬云冈石窟

analyzing the prevalence of xianbeibuddhist pilgrims inyungang grotto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ombs during the pingcheng period

hu tingting

(art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207)

abstract:xianbei buddhist pilgrims’ figures inyungang grottoes during 465-494 a.d. are exceptional in the buddhist art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is group of buddhist pilgrims’ figures from the view of tombs at the same time, and discusses the prevalence and acceptance of xianbei culture in pingcheng. thesexianbeibuddhist pilgrims’ figures belong to the tradition of producing xianbeiimages in the pingcheng area since the time of taiwu emperor. this type of images, which is influenced by the project of yunganggrottoes donated by the royal house of northern wei, is not only found in buddhist pilgrims’ figures, but also in tomb murals and figurines. the popularity of xianbei images in pingcheng not only reflects the richness of the local xianbei culture, but also shows the acceptance and recognition of the xianbei culture b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key words:buddhist pilgrimsxianbeitomb of the northern dynastyyungang grottoes

云冈石窟二期（献文帝至孝文帝迁都前，465-494年）^[1]流行的鲜卑供养人一直为佛教艺术研究者所关注。日人石松日奈子分析了鲜卑供养人像出现的原因，认为这与北魏政权变更对云冈石窟的影响，以及民众表达忠心的行为有关^[2][3]。李雪芹根据图像材料，按服饰和年代特征对鲜卑供养人像进行了归类讨论^[4][5]。彭栓红则从云冈石窟包含的鲜卑元素角度，对鲜卑供养人像做了分析^[6]。

石窟与墓葬中的鲜卑人像材料

云冈石窟中的鲜卑供养人像主要见于7、8、9、10、11、13等二期石窟中。此外，第一期石窟中亦存在一些补刻的鲜卑供养人像。这些鲜卑供养人大多位于窟壁或者佛龛下层，以铭刻石或者博山炉为中心，采取男左女右的分布顺序^[7]。服饰上，供养人头戴风帽，身着交领左衽窄袖衣，男性着裤，女性着裤或百褶裙。李雪芹认为，这批鲜卑供养人服饰特征鲜明且自成体系，不能与一般胡服混用。鲜卑供养人整体特征较为一致，只是年代越晚，衣袖有加宽趋势^[4]。

同时代的平城墓葬中亦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鲜卑人物陶俑和图像。平城时代的墓葬中有11座出土了陶俑，多数为鲜卑形象。其中有三座墓葬具有纪年，分别为：1.太和元年（477年）幽州刺史敦煌公宋绍祖墓；2.延兴四年（474年）与太和八年（484年）的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墓；3.太和八年（484年）秦州刺史杨众庆墓^[8]。这三座墓葬均处于献文至孝文帝迁都前。这三座墓葬的墓主除司马金龙夫人钦文姬辰为鲜卑人^[9]，其余墓主均为汉人。其他无纪年墓葬的陶俑形制特征与上述三墓类似，一般也被视为属于这一时期。其墓主身份据纪年墓和平城陶俑源于关陇十六国和西晋中晚期墓葬传统^[10]，目前一般认为大同地区随葬陶俑的墓葬属于汉人或者汉化较深的少数民族^[11]。

除了陶俑，平城时代墓室图像中亦存在大量的鲜卑人像。这些图像见于智家堡、沙岭、文瀛路和云波里等多个墓葬，其中有两座纪年墓：1.沙岭壁画墓，年代为太延元年（435年），墓主为鲜卑人破多罗太夫人^[12]；2.仝家湾壁画墓，年代为和平二年（461年），墓主为散骑常侍梁拔胡^[13]。这两座墓葬年代在献文帝之前，图像上显现出一些汉文化的影响，如沙岭墓主像手中的塵尾，但总体上人物仍以鲜卑服饰为主^[14]。其他几个缺少纪年的墓葬中的世俗人像特征也同上述两墓相似，即以鲜卑人物形象为主，但可以看到一些来自其他文化的影响^[11]。

由上述所列墓葬资料中的鲜卑人形象可见，献文帝以前的平城地区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鲜卑人物图像。早期图像主要来自于壁画墓，其中又以太武帝时代的沙岭壁画墓为最早。除了壁画墓，太武帝时代的鲜卑供养人像亦见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440-450年）的造像^[2]，但造像不能确定为平城地区制作。根据上述线索，至少到太武帝时代，鲜卑人像的制作已经比较成熟。这类人像制作在平城一直延续到孝文帝迁都前夜。

鲜卑供养人像出现的背景

上述时间脉络显示，云冈石窟中的鲜卑供养人像并非特殊情况，而是太武帝以来平城地区鲜卑人像制作传统中的一环。为何直到孝文帝时云冈石窟才出现鲜卑供养人像，石松日奈子提出云冈石窟供养人像为平城中下层民众所开凿，后者至孝文帝时代才得以使用该石窟的可能^[2]。除此之外亦应注意到，献文至孝文帝时代不独鲜卑供养人像大量出现在石窟中，同时墓葬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鲜卑形象陶俑，特别是永固陵中亦出土了一件石质鲜卑人石雕^[15]，表明此类人像亦在北魏上层流传。上述现象显示出，云冈石窟在开凿鲜卑供养人的同时，立体形式的鲜卑世俗人像艺术在平城墓葬中相当繁荣。

前人研究已经指出，平城时期墓葬与云冈石窟关系密切，墓葬在空间格局、石刻、塑像等均与云冈石窟有着相似之处^[9][15][16]。但供养人像并不见得起源于墓俑。盖因汉末以来，北方陶俑艺术进入衰落，直到平城时期才逐渐复兴。而这一时期与人像塑造最为关联的事件，即是北魏按照皇帝外貌塑造佛像：

“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17]

除上述造像，一般认为云冈石窟一期的“昙曜五窟”主尊对应的也是太祖以下五帝^[18][1]。皇室的大规模造像工程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平城地区世俗人像的塑造。林圣智即指出，“昙曜五窟”从以造像为中介的佛教感应观和帮助观看者学习本体与化身的复杂观看逻辑两方面影响了墓葬中正面墓主像的再流行^[19]。与此类似，至献文帝时代，随着“昙曜五窟”等大型造像工程的完工，平城当地的贵族士庶在目睹了为五帝所制作的壮观造像石窟的同时，亦了解到其中蕴含的佛教理念和观看逻辑，这可能启发了他们在皇家工程以外的场合为自己及其地下仆从制作人像。过去学者认为平城陶俑、供养人像的来源与关陇十六国传统、鲜卑习俗有关，但除此之外，亦应注意到平城本地的艺术活动影响。尤其是云冈石窟的鲜卑供养人像与平城地区墓葬中的鲜卑陶俑均恰好兴起于云冈石窟一期工程结束之后，也暗示了皇室赞助的云冈石窟一期工程对平城地区人像艺术形式的影响。

由此可见，云冈石窟二期流行的鲜卑供养人，其传统最早出现于墓葬图像中，并随着云冈石窟的影响力，从图像转化为立体的人物造像。鲜卑人像在平城的流行也从侧面反映出孝文帝汉化改革前，当地鲜卑文化的浓厚。从平城的汉人墓葬可以一窥当时鲜卑文化的兴盛。这些汉人墓葬以鲜卑人像为主，其他文化族属相对较少。以汉人形象为例，平城墓葬中目前仅见两例：其一为宋绍祖墓的石椁舞乐人物壁画；另一则是司马金龙墓的漆画列女图屏风，而这两处汉人形象均与两人祖居之地有关。宋绍祖家族出自西凉，其石椁壁画上的舞乐内容在甘肃等地魏晋壁画墓中多有所见^[20]，而这些壁画又承继自东汉魏晋以来的文化传统。司马金龙为东晋皇族后裔，其漆画屏风内容与传为顾恺之《女史箴图》内容形式相仿^[9]，展现出东晋绘画传统。在此之外，汉文化因素大多掩盖在鲜卑文化因素下，显示出鲜卑文化的主导地位。北魏不少汉姓供养人采用了鲜卑形象，其汉族或者汉化胡人身份只能通过造像碑的内容进行辨认^[3]。与此类似，前述沙岭壁画墓中的魏晋汉文化传统亦掩盖于墓主仆役的鲜卑化外形下。

但同时，鲜卑人像的流行主要限制于平城地区，显示出鲜卑文化的核心区范围有限。根据王晓娜对供养人像的地域调查，平城以外地区的供养人像多为胡汉混合，且延续时间较长^[21]。与此相对的是，云冈石窟以及延续云冈石窟传统的造像则使用鲜卑供养人形象。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为云冈石窟南传的代表，该造像供养人均为汉姓，可能为汉人或汉化胡人^[22]。虽然已经远离平城地区，但这一石窟的供养人像却采用了平城流行的鲜卑形象，反映出平城地区佛教艺术中鲜卑文化传统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墓葬中。关中地区的北魏陶俑则有着很强的地方特色，保留了十六国以来的墓葬传统^[8]，与平城墓葬以鲜卑人像为主的情况相当不同。就此而言，北魏平城地区鲜卑人像的广泛使用，显示出北魏王朝对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意识。但这一现象受限于统治核心地区，则又表明北魏统治阶层并未将这种思路推行至全国，而这为孝文帝日后汉化改革的推广铺平了道路。

鲜卑文化在不同民族间的接受

由前述分析可见，北魏平城地区在孝文帝汉化改革前不分族属，于石窟、墓葬中均使用鲜卑人像，反映出平城地区鲜卑文化氛围浓厚，为不同族属民众所接受。过去由于孝文帝汉化改革这一结果的存在，加之《魏书》等文献强调北魏皇室对汉文化的尊重和实践，学者们更多地是从汉文化因素出发，关注于平城地区各民族对汉文化的吸纳和融合，而较少提及当地鲜卑文化的认同问题。石松日奈子在分析云冈石窟中的鲜卑供养人时曾试图解释为何不同民族的供养人均采用了鲜卑人像形式，但其主因被归结于向北魏鲜卑王朝致敬归顺等政治因素，较少论及其中的文化问题^[3]。

“汉化”和“胡化”是十六国北朝历史文化中的一大问题。其中“胡化”问题在文献记载中虽不明显，但近年来借助考古材料，揭示出北朝大量外来文化因素进入中国，提示我们这一时期北方中国对不同文化的接受度较高。具体到鲜卑人像在平城地区的流行，亦反映了北魏汉化改革以前，当地不同民族对鲜卑文化习俗的认同。现以汉族士人为例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作为游牧民族王朝，北魏前期的朝廷重臣族属复杂，既有鲜卑人，如刘库仁、奚斤，也有汉人，如许谦、崔浩，此外还有其他胡人如车伊洛、闾大肥传等。虽然《魏书》对于北魏早期鲜卑文化的内容记载不多，但仍能从一些记载中看到当时北方汉人相当熟悉鲜卑生活习性。《燕凤传》中燕凤答苻坚之问即可见一斑：

“坚曰：“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主上雄隽，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胜也。”坚曰：“彼国人马，实为多少？”凤曰：“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坚曰：“卿言人众可尔，说马太多，是虚辞耳。”凤曰：“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犹当未尽。”凤还，坚厚加赠遗。”^[23]

此外，《崔浩传》中崔浩阻止明元帝迁都邺城一事亦可见平城鲜卑生活情况：

“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24]

燕凤、崔浩二人分别为代地和河北汉族士人。从内容来看，二人均很熟悉鲜卑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并且看法也较为客观，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北方汉族士人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普遍看法。崔浩提及的北魏前期平城民众生活状况以及灾荒救济方法来看，均为典型的游牧民族形式。此时，北魏已得并、定诸州，且有数次汉民内附和降民内迁事件^[25]，又一直推行鼓励农耕政策，则平城居民不当只有鲜卑人，其生活方式也应该向汉族农耕状态过渡。但从其后明元帝采纳崔浩谏言来看，后者所言应该反映了平城实际情况。则当时的平城仍是以游牧民族生活状态为主，而汉族农耕生活状态为辅。这一点亦可为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证实。根据对大同北魏墓葬中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在北魏早中期是以游牧和畜牧为主，农耕为辅，至中晚期方才变为以农耕经济为主^[26]。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从客观上也促使平城地区居民接受适应游牧的鲜卑服饰文化。

除了平城地区的经济生产方式等客观因素，北魏前期的勋贵集团主要来自于代地和燕国故地如河北、辽东亦值得关注。代地本为拓跋鲜卑所有，而三燕亦为慕容、冯氏等鲜卑部落所建立，两者的统治阶层均为鲜卑人。来自于这些地区的人士本身也能够有较多机会接触到鲜卑文化，并且因统治者的原因而对鲜卑文化的抵触较少。前述两例之一的崔浩作为北方名族清河崔氏的代表，本身受汉文化传统影响较深，是一位典型的汉族士人。但从其关于救荒内容来看，不仅对鲜卑文化颇为了解，并且也接受民众采取此种文化习俗。

另一燕凤之事迹中，燕凤将拓跋鲜卑的军队表述为“北人”，而将苻坚所统治的前秦称作“南人”来看，更多地是以地域而非族属习俗来区分人群。所谓“北人”本当指包括汉人在内的代地多民族民众，但在燕凤的描述中却以鲜卑的游牧生活方式来作为当地的代表。这或许暗示了一种可能，即当时代地汉人本身也有相当的鲜卑化倾向。这些长期生活在鲜卑统治区范围内的汉族士人，本身能够接受鲜卑文化，甚至有鲜卑化的可能。而当他们一旦成为北魏勋贵后，在文化上也更可能倾向于当权者的文化。

由此可见，经历十六国时期五胡入华后，鲜卑统治下的汉人群体对鲜卑文化接受度较高，可能并不排斥使用鲜卑人像作为自己的形象。而与此同时，平城当地的经济生活方式仍为游牧经济，加之鲜卑政权定都于此，也进一步加强了鲜卑服饰文化在平城的流行。

从艺术史的角度而言，云冈石窟二期中大量出现鲜卑供养人像并非偶然。这一现象根植于平城地区使用鲜卑人像的传统，后者在墓室壁画中有着更为长久的历史。“昙曜五窟”的开凿，带动了平城地区的人像制作，则进一步促使鲜卑人像从图像延伸至石窟雕刻、墓葬俑类上。

从艺术史而及历史本身，北魏平城时代流行的各类鲜卑人像并不仅仅是摄于统治阶层权威所致，而与十六国以来北方汉人在游牧民族大举南进过程中逐渐了解并接受了游牧民族文化习俗的过程有关。同时，平城在北魏早中期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也让当地居民更容易接受方便骑马狩猎的窄袖风帽的鲜卑衣着。这体现在云冈石窟二期流行的鲜卑供养人形象，也体现于平城汉人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大量采用鲜卑形象。

从后世来看，以平城为核心的北魏旧都地区鲜卑文化直到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持续，加之平城地区经济生活方式转向以种植业为主，才逐渐改变，并最终导致云冈石窟第三期的供养人造像从鲜卑人像变成了汉族士人形象。但同时，平城等北魏北方地区浓厚的鲜卑文化氛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最终使得一些长期居住在此的汉人倾向于鲜卑文化。南北朝史上著名的“胡化”汉人高欢家族即长期居住于怀朔镇，其本人早年亦长期于这一地区任职^[27]。可以说，以高欢为代表的“胡化”汉人的出现，与北朝多民族文化的主导和兴盛有着很大的关系。而“胡化”元素最终促使隋唐文化中多文化包容共存特点的呈现。而平城地区不同族属民众共同使用鲜卑人像，恰是这种文化接受和包容态度的先声。

（本文原载于：《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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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听汀（1987-），女，

江金华人，博士，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专职博士后兼科研秘书，讲师。

研究方向：唐宋墓葬美术

【川大艺坛】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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